第55章太上皇

说到底，贾家的产业还在，还是有翻盘的希望，但从上到下烂到根子里了，产出不足以养活主仆那一大群蠹虫，要想治，就要用铁腕、下狠手、施重典，把主子伸出来的手打回去，把奴才伸出来的手剁了，挖出这些腐肉，才有破而后立的可能。

宁国府家业败坏是因为府中好奢华又没有很会打理，荣国府败坏全是因为一个老太太

败家玩意儿，荣宁二府到最后居然没钱了，是真的搞笑，几十年的勋贵之家，被活生生败光。

后世玩笑说富二代不投资就不会败家，光靠型银行利息就能过得十分滋润，放在这里可是不适合

花销多，排面大，又有蛀虫吸血，又没有稳定的收益，不懂得开源节流，这是这个时代的勋贵都有这个通病，保龄侯史湘云家还要靠女眷做些女工补贴家用可见一斑。

荣国府是一辆走下坡路的大车上面行李人员都太多，一旦翻车就是车毁人亡的下场。

柳湘莲没有拯救贾府的义务，能做的事不过是把一些值得救的人提前拉下车。

他这些日子通过各种办法恶补了朝廷这几十年的政策，得知如今的皇帝绝对是有重大抱负的，如荣国府这些人家再这样下去必然会消亡。

柳湘莲之所以这样认为，是因为前世最后一个王朝推行的摊丁入亩在这个时代也出现了。

摊丁入亩，又称作摊丁入地、地丁合一。这一制度的实行，减轻了无地、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，促进了人口增长。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。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任意加税的可能。

张周朝的丁银是沿袭陈汉朝的丁银而来的，但丁银编征作为朝廷赋税征解的内容，则是周代的事情。在前朝代，丁银与里甲、均徭等四差银一起，都由地方官员征用，并不上缴朝廷，实际上这项收入多落入官吏的私囊。在前朝朝廷那里，也没有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，只有户丁的总数，在行政及政策制定方面，朝廷也未涉及丁银的处理以及如何支配的问题。

周朝定鼎神京后，以加强中央集权和筹集军饷为中心，同时强化对地方财务的管理。大致说来，自太宗二年始，周朝朝廷命令地方官将丁银随同田赋一起上缴，同时对于人丁的编审也逐渐制度化，以保证丁银的征解。周初原定三年一编审，太宗十三年改为五年一次编审人丁。太宗十五年，周廷命令各直省将编审人丁造册送部。太宗十七年覆准，“直省每岁终，各将丁徭赋籍汇报总数，观户口消长，以定州县考成”。通过这些措施，在剥夺地方官任意支配和使用丁银权力的基础上，周朝朝廷直接征用丁银。

太宗十八年，周朝朝廷首次公布了全国丁银的统计数字，“直省徭里银三百万两，米一万两千多石”。丁银成了周朝朝廷赋税征收的重要内容。

丁银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，太上皇期间，山西布政使在奏折中说：“富者田连阡陌，竟少丁差，贫民地无立锥，反多徭役。”

丁银的编征自始就存在着弊端。太上皇初年曾任直隶灵寿县知县的陆陇其对此曾分析说：“查旧例，人丁五年一审，分为九则，上上则征银九钱，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，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，新生者添入，死亡者开除，此成法也。无如有司未必能留心稽查……且又相沿旧习，每遇编审，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，不顾民之疾痛，必求溢于前额，故应删者不删，不应增者而增，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，子初生而责其登籍，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，黄口之儿已是追呼之檄，始而包赔，既而逃亡，势所必然。”这种户丁编审中的虚报和浮夸之风在天南地北很多地区都存在。

而官员绅衿利用优免特权隐漏人丁，奸猾之徒又托为客籍以为规避，而丁银项目仍然存在，结果便落在贫苦农民的身上。其中在实行户等编审制的地区，出现了利用户等进行放富差贫的现象。如山东曹县，“豪强尽行花诡，得逃上则；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，从实开报，反蒙升户”，结果“其间家无寸土，糊口不足，叫号吁天者，皆册中所载中等户则也”。这样一来，一方面，封建官府为追求溢额在编审时多行虚夸；另一方面舍富就贫，丁银溢额增多的结果便是使中下层民众承担起更多的丁银来，饱受“代纳”和“包赔”之苦。

这样一种丁银编征，使得阶级矛盾更趋激化。对于丁赋的征收来说，其结果是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，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，官民交累”。

太上皇也是有抱负的皇帝，意识到这种问题便下定决心改革。

因为大周开国连年的征战耗费大量财力，再加上各级官员贪腐，老百姓过得很苦。太上皇帝本人亲民爱民，常自觉民间疾苦，如太上皇四十二年，太上皇帝说：“朕四次经历山东，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。东省与他省不同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。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，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；一遇凶年，自身并无田地产业，强壮者流离四方，老弱者即死于沟壑。”次年，太上皇帝又说：“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，则民亦渐臻丰裕。今乃苛索无艺，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，彼小民何以为生？”

太上皇三十八年，下旨昭告天下“永不加赋”，一时间朝野震动。

本以为新帝继位之后情况有变，后但来的雍和帝也常禀承上皇遗训，全面推行摊丁入亩，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，说他自己“勤求民瘼，事无巨细，必延访体察，务期利民。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，惟恐闾阎滋扰，此念时切于怀”。雍和在其继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、抚、司、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，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，不得任意苛索。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，指出：“州牧县令，乃亲民之官，吏治之始基也。至于钱粮，关系尤重，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。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，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。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，皇考示谕在廷，不允其请，尔诸臣共闻之矣。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，视为成例，民何以堪乎？嗣后断宜禁止，或被上司察劾，或被科道纠参，必从重治罪，决不宽贷。”这就是说，除了确保朝廷财政足额，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，也就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、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。

大周朝廷规定以太上皇退位那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，以后“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”，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。[

雍和元年，新帝开始普遍推行“摊丁入亩”，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，征收统一的地丁银，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，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，废除了以前的“人头税”

朝廷放松对户籍的控制，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，出卖劳动力。

各省地方朝廷，查周各处地亩多少，按亩均摊税赋。

其派丁多者，必其田多者也，其派丁少者，亦必有田者也。

摊丁以后，无地农民不再负担丁税，这自不待言。少地农民的情况，由于以前按人征丁时，他们人数最多，又经常受到来自地主及其他有权有势者的负担转嫁，故其负担远超过按其土地财产应当承纳的比例。而在摊丁以后，按土地或田赋数均摊丁银，这部分农民土地较少，负担自然较前减轻；摊丁后绅衿优免权取消，他们的土地一例摊银，从而负担丁银的土地数量增加，也使得农民负担相对减轻一些。

这种政策带来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：无地农民不再负担丁税，这自不待言。占地30亩以下的人丁摊丁后负担明显减轻了，而占地60亩以上的人丁则较大幅度地增加了负担，占地愈多，增加负担也愈多。

按照当时大周中原地区的平均耕地情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，占地在三十亩以下的人丁应该属于耕地不十分充裕的自耕农民，其中占地在十亩以下的属于贫苦农民，这两部分人丁合计约占大周全部人丁的三分之二。无地人丁约占全部人丁的百分之十七八。就是说，中等偏下人丁、贫苦人丁和无地人丁这些在摊丁中受益的人丁，约占全部人丁的八成以上，可以说是绝大部分。

同时占地在三十亩以上、六十亩以下的中等偏上的百姓，他们人数不到全部人丁的一成，土地数约占全部土地的两成，视各地区州县情况有略微增加或减少，负担基本没有变化。

而人丁占地都在六十亩以上，应属当时较为富裕的地主，在按地摊丁以后，特别是人丁占地一百亩以上，他们的丁银负担较之摊丁前大大增加了。

雍和皇帝实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，丁银与田赋以田亩多少为征收依据，减轻了无地、少地农民的负担。这样的改革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、释放社会活力、促进生产。

摊丁入亩结束了地、户、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，完成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的过程，彻底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头税；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，朝廷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，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，对活跃商品经济起了推动作用；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了丁役负担，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，进一步松弛了百姓对封建朝廷的人身依附关系。

摊丁入亩，按地亩之多少，定纳税之数目。地多者多纳，地少者少纳，无地者不纳。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。[14]不知给多少穷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锁，铲除了多少官员的摇钱树。

民间有识之士曾说，摊丁入地标志着“数千年来力役之征一旦改除有四大利处，田亩起丁，田多则丁多，田少则丁少，计亩科算，无从欺隐，其利一，民间无包赔之苦，其利二，编审之年，照例造册，无须再加稽核，其利三；各完各田之丁，无不能上下其手，其利四。

而与这些政策息息相关的大周太上皇近来因没有胃口，便微服出了皇城，在京城中闲逛解闷。

要说这大周朝的至尊，明眼人都知道，还是这位御极时间前无古人的帝王，太上皇在位期间巡视次数极多，亲自考察民生大事、聆听民间疾苦，而且还亲自审阅那些有志向的举子的科考卷子，甚至会微服私见那些地位低下的百姓，通过和他们交谈得知生活的艰辛，还因为经常外出巡行，这位太上皇还学会了不少来自天南地北的方言。

神京作为朝廷重地，又是许多高官云集之地，每月都有时间在不同的庙里会举办不同的庙会，日期如此安排，以至于每隔一天就有一场庙会。

逢上庙会，若是天气好，庙里和附近的街上便挤满了人，在这里能找到各式各样的玩具、古玩、日常用品，从陀螺到扫帚，从一块块玉到其他宝石，从整块石英石镂空雕成的鼻烟壶到苇草编成的菜篮子和簸箕。

其中自然少不了美食，“京师美馔，莫妙于鸭。”烤鸭可谓神京最著名的菜肴，历史悠久。

“烤鸭”被称为“炙鸭”或“烧鸭”，南北朝的《食珍录》中已经有所记载。到了南宋时期，烤鸭已成为临安“市食”中的名品，深受士大夫的喜爱。

据蒙元《饮膳正要》记载，当时宫廷已有烤鸭，采用焖炉烤制，多选用体形瘦小的金陵湖鸭，烤出的鸭子叫“金陵片皮烤鸭”。相传前朝陈汉皇帝对烤鸭十分喜爱，达到了“日食烤鸭一只”的地步。御厨们为了讨好皇帝，研制了多种烹饪方法。

随着朝代的更替，烤鸭也成为大周宫廷的美味，宫廷御膳房每逢中秋佳节，除月饼外，还要准备烤鸭供帝王享用，太上皇帝就尤为喜爱，他在位年间，这道菜还被正式命名为“神京烤鸭”，在民间也流行开来。

宫廷御厨做的饭菜吃腻了，太上皇没什么胃口，想到街头巷尾找些开胃的馋嘴小吃。

没想到走着走着，竟来到叫一处“神京大剧院”的地方，怀着浓烈的好奇之心，太上皇大步走了进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