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一段时间对于柳湘莲来说都是好日子,但大明宫的雍和帝恨不得把这些年日跳过。
随着他登基的时间变多,上一位留下的烂摊子也逐渐浮现水面,让他这些时日都睡不好觉,恨不得不要这皇位跑去散心了。
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不但皇帝不知国事艰难,要是当初知道做皇帝回这么难,说不定就当个闲散王爷,如今不知到哪里潇洒了。
大周官场向来有“规礼”之说,何谓规礼呢?说白了就是京师大学士、六部尚书、侍郎,各省督抚、藩臬、道员、知府,各产盐区和各关监督的官员,通过非正常渠道所得的收入。总而言之,就是握有一定权力的中级官员,常要属下送礼献银,其名目繁多,数量很大。
规礼也称“陋规”其名目包括生日、端午、中秋、年节四节之礼,上任、升迁、进京等的贺礼及盘缠。这些钱都来源于百姓,或是官员贪污纳贿所得。这种情况滋生了官员的腐败,致使吏治不清。太上黄中年以后,规礼更是呈恶性膨胀。
对于规礼弊政的祸国殃民,太上皇并非不知晓,他也曾予以谴责和惩治。昭武十八年,京师大地震,太上皇召集文武百官,训斥“大小臣工所行不法,造成六大弊端,致上天示警,责令各官洗涤肺肠,痛改前非。”
所说的六弊之首就是:“民生困苦已极,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。地方官吏,谄媚上官,苛派百姓,总督、巡抚、司道,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,以天生有限之物力,民间易尽之脂膏,尽归贪吏私囊。”
随后,太上皇令九卿等议准:“在京大臣各官,与督抚司道等,彼此馈送,及差人远赴任所,将大臣各官并不行举首之督抚司道俱革职。若有因事营求,苛派馈送大臣官员者,将馈送、收受之人,俱革职拿问。”
太上皇前期在对待规礼一事上还是十分严厉的,但是随着时间推移,太上皇对待规礼弊政的态度,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退缩、容忍、默许,直到实际上的公开承认。这些转变在他的“五允一不管”的政策上,体现得十分明确。
一允,是允许规礼银作为养赡之费。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,川蜀巡抚奏称,极力革私派积弊,但四川布政司、按察司衙门每年各送巡抚羡余银四千两,“伏起圣恩准臣取用,是臣之阖家百口饱暖有资,抚标两营操赏不乏。”太上皇朱笔批示:“是,知道了”。实际上就是准奏。
二允,是允许规礼银用于公务。云南巡抚吴存礼上奏,说云南私派以及属员节礼,已被前任云贵总督革除,但他却还是收了布政使及各属员的规礼银2.1万两用于公务。显然这是知禁犯禁,理应训斥。可是太上皇的朱批只有例行的三个字“知道了”,也是持默许的态度。
三允,是允许规礼银用于弥补亏空。岭南于昭武五十二年收捐纳银五十万两,两广总督奏请,将二十一万两公费银用于弥补“历史年因公动用而积欠之库银”,又用银三万余两修筑南海、三水、高要、四会、高明王县围基及雷州东洋塘,又动用四万余两修造炮台城座,制造炮位火药,请“皇上宽大弘恩,概与宽免”。太上皇批复:“事情该当如此。”
四允,是允许盐政、税关送地方总督规银、税规银。江西巡抚白潢于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奏述巡抚衙门的五项“旧规”说:每年盐商有盐规银一万两,是否收受。朱批:此项该收,准!
五允,是允规礼银解交户部或军前。两广总督杨琳奏,捐纳的公费银五十万两,除弥补亏空和修筑围基、炮台等费用外,还剩下三万两,加上盐内羡余银七万两,共银十万两,具折奏明后,已解交甘肃军前。朱批:“知道了。”
一不管,是太上皇帝朱批“管不得”。所谓朱批,是皇上在官员奏述事情的奏折上,用红笔批示旨意,并非无缘无故地随便写写。可奇怪的是,在已知的太上皇朝7000余件满汉文朱批奏折中,却发现了一件与官员奏述的事情,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朱批。
号称英武天纵、洞察秋毫、精细过人、经常挑出臣僚奏折上错字的太上皇帝,怎么会犯下这样文不对题的错误?略加思考便会发现,这不是太上皇帝失误,而是他在反复思考规礼之事,是他对规礼的政策之公开宣示:有规礼,管不得,不能管,实际上承认了规礼的合法地位。
二不管,其实,允许规礼存在并合法化,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部分实施了。太上皇帝的亲信江宁织造曹寅,奉旨兼理两淮盐政时,曾想革除两淮弊政,特上了“禁革两淮运司浮费”折,奏请将“省费,系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规礼共三万四千五百两有零”革除。
太上皇在此条边朱批:“此一款去不得,必深得罪于督抚。银数无多,何苦积害。”所以,太上皇中期以后,太上皇帝经常以应得之银、应用之银来称呼规礼银。五十五年十二月,福建巡抚陈瑸奏请将巡抚公费解充军饷,太上皇不同意,并批复说:此项银两,系伊等应用之银。
太上皇帝之所以会有“五允一不管”,是他认为,在大裁存留、广兴捐输的方针的沉重压力下,地方财政极其困难,只有这样,才能解决极端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地方财源难题。总督、巡抚虽然位尊权大,但区区155两至180两的年俸,怎能养赡百口之家。
巧妇尚难无米之炊,何况督抚司道中还有相当多的是全凭祖先功劳、坐袭爵职,这些娇生惯养、腹中空空的草包官员,唯一的办法就是收受规礼了。
可见,太上皇帝对督抚司官是希望他们能有规礼而致富,而富裕。当然,他也反对官员们贪财好利,厚载而归,要他们有所克制。他也对阁臣、九卿、科道等官面谕:“作地方官自有余银以养家口,但要知足耳。”
可以看出,太上皇对待规礼的政策是,允许存在,宣称规礼银是督抚等官“应得之银”、“应用之银”。规礼银可用于养赡之费、致富之资,可用于地方公务、捐输军需和弥补亏空。地方官员可以适度收取规礼银。这样一来,长期困扰朝廷的官俸微薄、地方财政困窘,无法支付公共费用的问题总算是迎刃而解了,可谓一举三得。
然而,客观事实却是无情的、不可抗拒的粉碎了太上皇帝的幻想。既然皇上允许规礼存在,又未明确规定规礼的名目、数量,贪婪的官员就大有乘机凶狠勒索重收礼银的机会了。正如滔滔巨浪,猛冲堤坝,口决一尺,瞬开九丈。随即堤坝崩溃,势不可挡,规礼遍及全国,赃银数一万两十万两计,其面涉及之广,名目之繁,前所未有。
随着太上皇的退位,这些问题不但没能解决,反而积累得越来越多,只等某一天,排山倒海地向雍和帝压来,若是当个昏君也就罢了,但以雍和帝的性子叫他如何甘心,虽不至于当千古一帝,但也绝对要当一个明君,这些不是他做的事落到他身上,如同脏水泼身,常人尚且不能忍受冤屈,他做皇帝的就更不能忍。
当太上皇如今还在世,因此,怎么化解就要看雍和帝的手段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