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委副书记办公室的清晨,总是从一杯浓茶开始。林方政站在全省地图前,目光落在中部山区的那片深绿色区域——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那里正在酝酿一场可能影响全省发展格局的争议。
“林书记,这是三江源地区的发展规划草案。”秘书长轻轻放下文件,“发改委和环保厅的意见...分歧很大。”
文件显示,发改委主张适度开发生态旅游,环保厅坚决要求维持绝对保护。双方都有充分理由,也都有更高层面的支持。
第一次协调会,气氛就剑拔弩张。
发改委主任情绪激动: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,老百姓有意见!”
环保厅长寸步不让:“三江源是全省的水塔,破坏容易恢复难!”
林方政安静地听完双方陈述,突然问:“去年三江源地区人口外流多少?”
会场顿时安静。这个问题超出了常规讨论范畴。
“百分之十七。”统计局长回答。
“为什么外流?”
“主要是就业机会少,收入低。”
会后,林方政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:不带省直部门,只带专家团队,秘密前往三江源地区。
越野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八个小时。当他们到达核心区边缘的云岭村时,眼前的景象让人心酸:破旧的校舍只有三个学生,唯一的商店货架空空,年轻人几乎不见踪影。
老村长认出了林方政:“书记,我们不是不想保护生态,可总得有条活路啊。”
当晚,他们住在村民家。林方政发现一个细节:墙上贴着外出打工子女寄回来的城市照片,但每张照片旁都挂着干枯的野生菌——这是他们对故乡的念想。
调研归来,林方政提出了一个全新思路:建立“生态补偿+绿色发展”新模式。核心是把生态保护变成当地百姓的收入来源,而不是负担。
这个想法遭到强烈反对。发改委认为太理想化,环保厅担心变相开发。更麻烦的是,有消息说北京某个部门对“过度开发”表示关切。
关键时刻,林方政邀请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所的专家团队。经过半个月的实地考察,专家们给出了一个创新方案:在缓冲区建立生态观测站,既保护核心区,又创造科研就业岗位。
但资金成了新问题。财政厅长面露难色:“今年预算已经安排满了。”
“如果我能从国家层面争取到专项资金呢?”林方政问。
当晚,他拨通了国家发改委老同事的电话。三天后,好消息传来:国家生态保护专项资金可以倾斜支持,但需要省级配套。
更巧的是,孙勤勤所在的媒体集团正在策划“生态文明建设”系列报道。经过深入采访,三江源的故事引起了广泛关注,一家知名企业主动表示愿意捐赠科研设备。
然而,就在项目即将启动时,突发情况打乱了所有计划。
监测显示,三江源核心区出现非法采挖珍稀植物的踪迹。更令人震惊的是,调查发现这背后有地方保护伞——某个县级领导默许甚至参与了违法行为。
环保厅长建议严厉查处,但分管政法的副书记担心影响稳定:“这个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,处理不当可能引发矛盾。”
深夜的办公室,林方政面对两难选择。桌上摆着两份报告:一份是生态破坏的触目惊心的照片,一份是该县贫困状况的详细数据。
他想起在云岭村那个夜晚,老村长说:“我们知道那些植物珍贵,可医院账单更现实啊。”
第二天,他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方案:既要坚决打击违法行为,又要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。他亲自带队前往该县,不是问责,而是现场办公。
在县政府会议室,他面对涉事干部和群众代表,开门见山:“今天不追责,只解决问题。但有一个前提:立即停止一切破坏生态的行为。”
接着,他宣布了三项措施:第一,建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,让当地居民参与保护工作并获得收入;第二,开通生态农产品电商直销通道;第三,省医院对口支援县医院,解决看病难问题。
真诚赢得了信任。涉事干部主动交代问题,群众代表承诺参与保护。更令人感动的是,曾经参与非法采挖的村民,成了最积极的生态管护员。
项目启动那天,三江源下起了小雨。林方政和当地群众一起种下第一批树苗。老村长激动地说:“这些树苗就像我们的孩子,谁舍得破坏啊!”
回省城的路上,秘书小声汇报:“书记,北京那边传来消息,对我们的创新做法很感兴趣,可能要来调研。”
但林方政的注意力被另一份报告吸引:全省还有七个类似三江源的生态敏感区,都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。
当晚,他给省委写了一份长篇报告,建议将三江源模式推广到全省,建立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长效机制。报告的最后,他写道:“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对立面,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。我们要做的,是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。”
报告得到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高度肯定,但也有人提醒:“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快了?”
就在这时,中央深改办发来通知:将派调研组专门了解三江源模式。这对全省来说,既是机遇也是考验。
夜深人静,林方政站在办公室窗前。远方的三江源地区在夜色中沉睡,那里有他倾注心血的项目,更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期待。
他知道,真正的智慧不是在矛盾中选择一方,而是找到平衡点。就像下棋,不仅要看下一步,更要看全局。
而这个全局,正在他的帷幄中徐徐展开。